过去20年来，各种各样的“MADEINCHINA”几乎流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廉价”几乎就是中国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价格”如同一只外人猜不透的魔盒，不管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无论各种原材料如何涨价，中国制造永远能够把任何成本的上涨消弥在国际同行看不到的地方，把价格一降再降，降到令后者只能望洋兴叹，流血退出。

　　但是，2006年，中国制造不涨价的神话被打破了。10月，广州第10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中国制造出口价格平均涨幅10%- 20%。而《中国企业家》记者近期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区走访了近10个城市、30家企业，见到的是一个个已经或者正在积极调高产品价格的中国制造商，以及他们身后正在发生着的群体性蜕变。

　　此次涨价，究竟是一种在各种成本重压和人民币升值下的短期反应，还是与过去的20年挥手作别？一直被欧美代理商零售商奉为“全球制造商不可逾越的标志”的中国制造，如今开始主动调价，在国际市场上还会有竞争力吗？这是中国制造神话终结的征兆，还是中国企业转型的契机？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曾经同样顶着“廉价货”的帽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的神话，但韩日抓住电子工业的两次技术跃迁、产业升级的机会，最终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领头位置，成为“雁阵模式”领飞的头雁。

　　现在，中国制造似乎同样在等待一次转型的契机。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个又一个蜕变、死亡、迁徙的故事正在上演。

　　涨还是不涨？

　　“第一次提价，提5%就不错了。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海外客户也慢慢有了心理承受能力。”

　　几乎是怯生生的，全国的制造业主们第一次张开口，向海外客户要求提价。

　　“应，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也许铜的价格很快就会回落。”浙江永康超人集团是电动剃须刀产量排名世界第四的企业，但是当董事长应正在2006年年初对海外大客户提出涨价要求时，面对的却是婉转而坚决的拒绝。

　　宁波慈溪宏一电子常务副总经理董国平用“很困难”来形容他第一次向客户提出涨价：“(提高)5%对客户来讲已经是天方夜谭。其实他很明白材料每天都在涨。但他已经习惯了只跌不涨。有些客户磨、拖，甚至说涨价就不要了。”宏一电子遇到的，同样是强硬的客户。

　　从2004年开始提价的华立仪表，在国际市场的招标中，不断流标，这在投一次标要与客户沟通半年到一年的电表行业，成本损失巨大。“在出口市场上，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国外同行，是中国企业。我涨价别人不涨，就只有失去订单。”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诚告诉记者。2004年华立的出口计划只完成了 70%，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的下半年。2005年，华立在电表的出口市场销售排名第一，但是利润却刚刚进入前三，成本上升对其利润的挤压，可见一斑。

　　到了最近，部分行业的制造业主“幸福”地发现，没有道理可讲的海外客户开始慢慢接受他们“一个点一个点”的加价。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行业亏损，或者说，行业能够接受的亏损极限已经到了。

　　咬牙赔钱继续生产的制造业主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第一次提价，提5%就不错了。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海外客户也慢慢有了心理承受能力。”宏一董国平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到今年，宏一的电插线板价格平均上调超过30%。

　　今年10月秋季广交会，超人集团董事长应正终于松了一口气。超人将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了10%，企业出口量反而增长达20%，超过了企业创立13年以来的任何年份。

　　而应正的好朋友，中国袜子出口冠军浪莎袜业副董事长翁荣弟告诉记者，今年浪莎的出口产品价格平均调高10%，最高达到20%。“最低人民币升值的5%，客户是一定要给的。”

　　环球资源(GlobalSources)9月公布的一份大范围调查称，他们6个月内访问了中国内地741家供应商，70%以中国为基地的制造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一年里提高出口价格，价格升幅会被控制在10%以下。

　　而《中国企业家》也在广交会后，向地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300家制造企业发出了调查问卷，有约15%的调查对象给予了回复。统计结果显示，这些“中国制造”企业第一次不分行业地全面调高了对外出口的价格。被调查企业销售产品平均涨价6.82%。超过八成的被调查企业确定产品的销售出现10% 以下涨价幅度，其中有一半的被调查企业涨价幅度在5%及以下。

　　当然，中国制造商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开始变得“昂贵”的“中国制造”还会不会受到全球买家的认可？在2006年秋季广交会上，前三天出口成交累计达到82.13亿美元，比上届同期增长10.88%，比上年同期增长21.18%。显然，提价，至少在短期内并没有损害“中国制造”的魅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制造都熬过了冬天，无论是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还是《中国企业家》记者的实地采访，都发现仍旧有一些行业的不少企业，在继续赔钱生产。

　　东莞近4000家注册登记的玩具企业，除了少数几家调高出口价格，其它绝大多数企业都保持原价，“做多少赔多少。”东莞玩具行业协会会长陈祥佑告诉记者，东莞玩具企业平均裁员比例超过20%。

　　“涨10%，大概会丢掉5%的客户；涨35%，可能就会丢掉80%的客户。企业丢失客户，就是丢失饭碗。客户离开再回来，难度就大了。”距离杭州40分钟车程的湖州，是自古以来的丝绸之乡，丝绸企业鳞次栉比，即便是丝绸之路集团这样当地的大型企业，当家人凌兰芳也不敢轻易调高出口价格。

　　还有一些企业，在这场制造业涨价大戏开始之前，就不得不离开舞台。从2005年9月开始接受反倾销调查到一年之后美国法院判定征收76%的惩罚性关税，渡边纸制品公司的年销售额从20亿元滑落至1亿元。在公司的深圳工厂，80%以上的的生产线已经停工。“渡边没有因为原材料涨价而改变对外出口的价格，因为我们对外出口(主要是对美国出口)，已经因为反倾销税全部停止了。”渡边纸制品深圳公司总经理张川如此告诉记者。

　　扛不住的成本

　　“中国这些企业也明白了打价格战，其实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做法。所以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外贸产品联合涨价？其实是因为很多因素已经让它没有空间再去消化了。”

　　11月24日，广东顺德甘碧饮品公司的门口，两个女孩在等待面试，衣着光鲜，脖子上挂着三星mp3。广东工人工资近一两年来的几次上调，对于这两个18岁左右的女孩来说，意味着不必像自己的姐姐(甚至母亲)接受十余年不涨工资的命运，意味着他们和城市中成长的同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距离不是像以前那样咫尺天涯。

　　而这对珠三角以至全中国大多数的制造性企业，尤其是对一直以来“工人每月涨100元工资工厂就没有利润”的加工企业，不啻为一场空前的打击。在深圳，工人最低工资从580元增加到800元，涨幅为40%；在东莞，工人最低工资分两次从450元涨到690元，增长53%。在杭州，劳动力综合成本(包括工资和各种保险)从2004年的1000元涨至1800元，涨幅高达80%。在宁波慈溪，最低工资从800元涨到1500元，增长几乎一倍。这还没有计算因为改善工人工作生活环境以及培训费用的增加。

　　最开始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吸引了无数台商做产业转移的东莞，五六年前就感受到了劳动力缺乏的压力，“不只是国家对劳工保护提高最低工资，华东的发展也分散了华南地区的劳动力，劳动力短缺使得工人实际工资不断攀升。”在东莞打拼17年的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张汉文告诉记者。他拥有的制鞋企业巧集集团工人平均工资1200元-1500元，远远高于东莞工人最低工资。

　　相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的短缺，更让制造业主心惊肉跳的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纸业原材料涨价幅度最小，超过10%，加上附件，原料成本增长20%。玩具、家电行业的主要原料塑料，在石油价格不断推高下，从两年前的6000元/吨，涨到现在的14000元/吨，增长133%以上。家电小家电方面，一年之内，铜、镍、钴的价格上涨都超过300%，铜的价格从今年年初到4月份，价格从3万元/吨一度摸高9万元/吨。纺织行业，蚕茧的价格也在三四年内不断刷新历史最高价格，2002年、2003年30000元/吨的干茧，现在是90000元/吨；生丝的价格从2004年底往上推动，2006年2月摸高35万元/吨，涨幅也超过200%。

　　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减少、取消是在成本上涨之上的雪上加霜。

　　成本上升，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则应该调高产品价格。如此简单的商业逻辑在今年之前绝少在中国制造业体现。“你不做别人抢着做呢，不赚钱拿到客户关系也好。”30年来，这种长期的内部恶性竞争锻造了“中国价格”，这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所在，也养成了中国制造的性格软肋：遇到任何成本的上升，首先考虑的不是提高价格，而是自己能不能“内部消化”，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利润率。

　　所有的成品制造企业都感谢自己的上游——配件生产商。后者大多能够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改进工艺的方式，替成品商“扛”了50%左右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涨价压力。但是，剩下的涨价压力还是被传递到了制造商肩上。

　“原来企业浪费现象还是有的，现在迫于成本压力，从管理层到工人都在减少所有可以避免的浪费。通过工艺改进、技术进步、选择更便宜的材料，降低用料成本。”以电表为主要产品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诚告诉记者，对于不断上涨的工人工资，“没办法，只有裁员。”华立集团仪表公司从2004年5000多员工减少到2006年只有3000名员工，裁员比例超过40%。“这里面有产品结构调整的原因，有一些劳动力集中的产品我们不做了，雇员自然就可以减少了。另外，购买自动化机器，减少人员使用，也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方法。总体来说，就是原来粗放型的、靠大量的劳动力的产品减少了，企业开始注重技术进步、工艺进步，通过自动化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通过内部挖潜、裁员和缩减利润空间，华立消化了30%成本上涨的压力。

　　美的电器则通过提高产品周转效率的方式降低成本。“以前，美的从接到客户的订单到交货需要四十五天的，现在就三十天。资金占用、损耗就都降低了。当然，这需要对整个研发、采购、制造到物流到发货的系统重新梳理。”美的制冷集团总裁方洪波告诉记者。

　　从宁波慈溪向东开车一个小时，路上见到的除了货车，就是奔驰、宝马、沃尔沃等豪华车，沿途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风景：抛丸机、变压器等加工制造的小作坊。据说，在慈溪，3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板。可知慈溪制造业的兴盛和规模之小。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浙江县城，居然出现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客户。这位大客户也从来没有想成为资本豪客，只不过想继续维持自己欧式电插线板全球第一的位席而已。

　　“200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金属贸易公司。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要做期货了。”宏一电子常务副总经理董国平说起来仍旧带着恍惚的笑意，然而事情说穿了非常简单，公司生产的电插线板的主要原材料是铜，董事长沈国强看到国际铜价已经触底，反弹在即，他希望通过期货远期交易锁定价格的方式，降低铜价格上涨带来的外贸风险。另外，由于原料来自海外，产品出口时“核销”不征不退，比原料来自国内征17退13的政策相比，又“拿回”了4个百分点。

　　期货交易部分化解了宏一电子在接下来的铜价飙升中形成的成本压力，但是，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原来宏一购买的原材料是铜管，可以直接使用。通过期货交易所拿到的是铜板，还需要加工后再使用，宏一只得再收购一家铜管拉丝工厂完成这一步骤。

　　“十多年前，企业就提出向管理要效益。这次成本涨价压力太大，又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就发现，其实通过管理降低成本的空间还有很大。”董国平告诉记者，现在宏一不是从成本推算价格，而是相反。如果客户只能接受某个价格，那就要流程保证成本达到保证价格的点。“成本不仅仅是原材料，比如说，产品设计的机构、材料使用是不是最优？每个花钱的部门是不是做到了最低消耗？都还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深圳宝山艾美特电器外销部经理邢莉明显感觉今年的会比去年多了不止两倍。“今天上午开了一个成本检讨会，下午又开了一个产能协调会。都是沟通在现在的形势下，每个部门怎么落实控制成本的计划。今年大家觉得压力陡然就大起来了。”

　　邢莉告诉记者，公司去年春天专门成立了VT部门，针对每一个零件找替代品，或者研究节约成本、供应流程方面可以做哪些控制。今年又成立了CPC 部门，对原材料进行核价，进行大宗购买和核销。针对原材料的问题会召集部门讨论，全部业务单位、采购单位、制造单位坐在一起，沟通现在买的材料涨到什么程度，还要买多少，价格控制在多少。原材料涨价促使企业全部业务单位、采购单位、制造单位都要不断地坐在一起交流。如果价格涨不上去，就必须要求上游控制住成本。

　　即便是制造企业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降低成本，压无可压、减无可减之后仍旧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价格缺口。继续原有的价格就是无休止地赔钱了。

　　涨价的底气

　　“中国制造已经形成了新的竞争力，即便价格提高，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制造的魅力。”

　　家电领域出口大户格力、美的从人民币升值之后就不断调高出口报价。“一次5%，一次5%，广交会直接提高10%。”美的制冷集团总裁方洪波告诉记者。而之所以可以从容提价，方洪波认为是因为美的的研发能力。“不只是因为现在成本上升，我们三年前就提出技术驱动，每年研发投入超过销售额3%，集团层面有研发部，每个事业部门到具体每个产品项目组，都有研发人员，全集团研发人员近4000人。”

　　选择今年走向海外可算是流年不利，创立10年的方太厨具第一次将产品推向海外就遇到了成本的全面上涨，不过，方太董事长茅理翔果断地把原定价格上调了5%-10%。每年将销售收入5%投入研发的方太拥有250多项厨具专利，其中16项技术在行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坚持自主创造的茅理翔认为他没有必要靠价格做竞争，更没有牺牲赢得利润的计划。“虽然今年销售额估计还只有500万美元，但明年就会达到2000万美元。”茅理翔说。

　　位于中国小商品交易之都义乌的浪莎袜业，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专利技术独我一家的，占3/4；剩下的则是普通袜子。每年生产销售袜子的数量占全球的40%。“前者提价我非常有把握，因为我和客户都清楚，这种产品的利润率非常高，即便客户不提价，仍旧有大把利润。”浪莎集团副董事长翁荣弟告诉记者，至于后者，“我有很多生产线是别人没有的，你买不买呢？如果便宜产品你到别处买，那特殊设备生产的产品我也可以考虑不卖给你。对不起，机器没空。”

　　每年1亿元的设备投入、号称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生产线、300多项国家专利技术、海外工程师，与东华大学、杭州工程学院、浙江大学的科研合作、中国袜子出口冠军地位，都让翁荣弟在对海外客商提价时“很有底气”。“对创新的投入是多方面的，能够把新技术马上投入产品制造的员工可以立即获得奖励，而且直到这种产品停产，每卖出一双这种袜子，工人都可以拿到提成。”翁荣弟说提价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开发新产品是最好的提价方式。可以直接告诉客户这不是涨价，新产品新价格。”

　　在开始海外销售之后，超人集团每年都会拿出销售额的1%用于包括参加博览会在内的海外市场开拓和调研，去年，此项费用超过500万。今年，应正加强了对海外市场的调研。“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了解国外竞争企业在海外当地的流通价格、产品功能。像飞利浦、博朗在我们产品所在的海外市场的价格等，我们都有专门的分析。我们也会跟进海外客户，搜集他们的售价、市场运作费用等数据。”最后，应正可以直接告诉他的海外客户：“你的利润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超人产品的定价绝对是有竞争力的。他们看到我们的分析是有数字支撑的，一般会接受我们给出的报价。”

　　“超人在电动剃须刀领域连续9年是中国的出口冠军，主要就是因为超人产品的技术领先性。”应正向《中国企业家》介绍，“超人集团95%的产品都有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专利，这种产品定价一般预留了比较大的利润空间。国内竞争对手都有的常规产品也要比同行价格高10%左右，与一般靠价格竞争的企业并不在一个竞争水平线上。”

　　应正这样教育他的海外客户：“你到中国其它企业订货，价格可能会比我们低，但是性能一定不如超人。如果你买超人的产品，我们的专利能够保证你在一定时间内的利润。我们对客户的调查显示，买便宜产品不如购买超人产品的赢利多。”

　　因为自主创新、技术含量高而能够拥有较为独立的定价能力，拥有更高的议价空间，超人在这方面应该代表了大多数制造业行业龙头企业的特点。也正是这些有议价能力的企业，在此次制造业涨价中，相对主动。

　　据深圳进出口协会徐燕军提供的数据，深圳海关，去年平均一天的数字，出口2.8亿美元，今年每天超过3亿美元。中国制造在涨价之后，仍旧具有不可逾越的竞争力。

　　“中国制造的价格上涨了以后，在国际上肯定还有竞争力。但是也要看是什么行业，看具体的产品。简单的纺织品、服装，将来肯定有一些压力。”瑞士信贷银行商业银行中国区总代表布克曼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企业认为中国制造的价格会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回落而不得不降价。“你不在制造业你不知道，大家非常的不齐心，价格同盟不可能形成。如果原材料降价，一定会有人调整价格，然后大家都会跟进。”艾美特电器邢莉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对原材料依存度非常高的制造产业的态度。

　　不过，《中国企业家》采访的近30家企业，大多数超越对材料价格的考虑，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价格上坡的开始，价格曲线肯定是往上的，上升的坡度有平缓或者陡直的问题，不存在回落的可能。

　　“即使原材料回落，其它成本还在增加。劳动力成本会下降吗？人民币在短期内会贬值吗？中国制造业的涨价，应该是对于过去20年不涨价永远的告别。”汪力诚有点激动地摆了摆手。

　　一直以来，中国以劳动力成本低形成的区位洼地吸纳了国际市场的投资，但是，这种区位优势正在渐渐消失，被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取代。那么中国现在有哪些新的区位洼地，能够把资本和制造产业留下呢？

　　“中国制造已经形成了新的竞争力，即便价格提高，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制造的魅力。”身处小家电行业的应正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了这么多年，核心的竞争力已经从低价转移到了协同配套能力上。”

　　应正所说的“协同配套能力”，就是中国制造发展多年，建立的完善的上下游产品配套体系。“不管什么产品，上游都有非常成熟的零部件加工企业做配套。”最初靠做电动剃须刀配件起家的应正对此深有感触，“大量的零部件加工企业代表着完全意义的竞争，残酷的竞争逼迫他们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水平。这造就了中国拥有周边国家无法超越的竞争力。这也正是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倍，但是配件价格最高只上涨15%的主要原因。”

　　对于现在“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地转移”的现象，应正认为，这仅仅是加工业的转移而不是制造业，“你想，越南的配件成本控制力能达到中国的水平吗？他们劳动力价格再低，整体产业能够像中国制造企业一样，消化原材料价格暴涨带来的强大冲击吗？”

　　“中国的劳动力也许已经不是最便宜的了，但是，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在东南亚或者非洲，要找到像中国如此大量的熟练技工，完全不可能。劳动力的性价比如是，产品的性价比也一样。”应正认为：“这次提价反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直有人质疑，加工贸易就是让外国人赚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增值率就7%，去年全国加工贸易增值率52%。中国的加工增值水平一直在提高，这就包括产品档次的提高。”

　　“中国真正适合的是制造业，而不是加工业。制造业更重要的是有自主技术、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中国这一轮制造业的改变不是简单的产业链转移，而是中国在未来几年当中，将会完成从一个加工业大国向一个真正的制造业大国的转移。”汪力诚说。

　　升级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向高附加值产品发展，向海外投资，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好在，它已经在路上了。”

　　如果目光从行业的出口领军企业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拥有独家专利技术不断创新的企业身上挪开，就会发现规模小、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低的制造企业尤其是加工企业，不仅没有提高价格可能，几乎已经走到了市场的边缘，随时可能离场。除非，他们还有资金，更主要的是有决心，加快升级、跳出低价竞争恶性循环的圈子。

　　中国是丝绸出口大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头企业、中国品牌没有一个，一盘散沙只能任由海外客商压价盘剥。“我们引进了德国、意大利的先进设备，总投资近1亿元，计划进入高档丝绸市场，创立自己的品牌，跟意大利、法国的丝绸叫板。”凌兰芳下岗之后带领工人将破产的丝绸之路丝绸厂收购，一直做得很苦。他说他没有停下来的原因就是看到了品牌、创新带来的前景。

　　从来没有绝对的坏事，坏事也可以带来好结果。以前，中国企业大多在产业链的最底端，竞争力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对资源的不合理使用，还有各级政府的税收补贴、包括对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但是，这些优势从2004年开始就逐步减少消失。一些精明的中国制造商已经意识到，必须主动抛弃过去20年来的微利模式。

　　从东莞茶山镇赶回桥头镇接受记者采访的鲁俊锋给了记者两张名片，身份的重叠，暗示着东莞玩具行业新的机会。

　　曾任天宇玩具总经理的鲁俊锋，抽身组织东莞光扬动漫设计公司，担任总经理。

　　“迪斯尼的价值在哪里？就在于那些形象的设计，玩具不过是庞大的迪斯尼帝国很小的一部分。”鲁俊锋并没有幻想在桥头镇做中国的迪斯尼，“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动漫设计，有了自己的品牌形象，说得更清楚一点，有了自己的米老鼠和蓝猫，我们卖玩具还怕没有利润吗？”

　　东莞玩具行业正处于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过渡期，很难去突破。为此，东莞市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每年拨出一定的财政预算支持东莞企业转型升级，提倡自有品牌。“现在只是苦于单打独斗，没有联合也没有人牵头，政府的支持是一家一家的奖励，作用很小，不如组织起来，打造出‘东莞制造’的品牌，到国外去参展。”在11月23日深圳华南国际玩具礼品工业展上，很多提着大包小包玩具样品的玩具企业主向《中国企业家》表达了这种想法。

　　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来得并不晚。在广州，电视台播出国产卡通片和国外卡通片的比例已经有了明确规定，旨在支持推广本土动漫产业。鲁俊锋认为，现在的动漫还在“为动漫而动漫”，没有成为玩具行业的引导，建立自己的设计和品牌的更是少之又少，难成气候。

　　在自主设计自有品牌道路上走的比较早也是比较成功的东莞玩具企业伟易达，现在每年玩具出口超过110亿元，利润率超过30%，远远高于同行业 10%左右的平均利润率，已经是国内毋庸置疑的行业领袖。更为关键的是，在此次制造业涨价带来的玩具行业危局中，无论是减少利润保持市场，还是和海外客户谈判涨价，伟易达都比同行游刃有余。

　　可惜的是，据陈祥佑的估计，已经走上了自主设计道路的玩具企业，在东莞不过超过5%；拥有自主品牌的，不会超过1%。

　　不只是本土企业面临升级的阵痛。在东莞台商协会成立13周年庆祝大会上，很多在东莞发展了近二十年的台商也在很努力地向后来的年轻人请教技术改造的问题。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张汉文拥有一家制鞋企业，本来只有一两条生产线的他也面临着停工的威胁。“不要再做廉价品，盯住海外市场的同时，争取及早进入大陆市场。”这是张汉文对他的台湾同乡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

　　制造业涨价的因果关系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一重——劳动力成本上涨了，产品就必须涨价。工人工资的提高，人均GDP的提升，也对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业升级悄然发生不可避免。超人集团应正告诉记者，超人与飞利浦的产品价格都覆盖几十元到上千元，但是，对于超人和飞利浦，中档产品并不是一个概念，价格还有一定距离。现在，超人正不断提高产品档次，缩短与飞利浦的差距。“毕竟，那是获得更高利润的手段。”

　　与此同时，产业的变化也会引导投资的转移。制造业的涨价对投资会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从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中脱离出来，慢慢转向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或者进入产业链的高端。也许现在谈论这个话题还为时尚早，不过，相信投资的风向已经开始了它应有的偏移。

　　更为关键的是，各种迹象显示：现在整个政府，整个经济体系，都不会再支持消耗资源但是又不赚钱的产业。取消出口退税，消耗资源产品不赚钱靠退税生存的企业就没有出路了。对两头在外(原料进口产品出口)的产品不征税不退税，对使用国内原料出口产品的征税不退税，都显示出政府对国内资源使用开始真正 “介意”了。另外，税收体系改革以后，增值税对地方政府的贡献率变低，所得税贡献增大。所以，政府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销售额，而是利润。原来依靠大量出口换取微薄利润的企业不再受政府青睐，不可能再期望获得政府在土地等方面的资源支持。

　　“显而易见，对于诸多的中国制造而言，成本涨价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机会。”一位关注产业升级的经济学者表示，成本增加，利润下滑，有些管理跟不上、创新能力不够的企业会被淘汰。这个淘汰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五年、十年。这正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过程，只有真正优秀的企业才能够留下来。

　　对于这种趋势，不少制造业领袖已经有所准备，除了自身的升级，他们渴望政府能够有胆量来做区域经济联合的引导。“现在全国全民搞创业。如何避免区域内的重复投资，能否把一个区域当中优势力量联合起来，推动建立销售渠道、产业提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这是需要政府思考的问题。”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说。

　　升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直接进入真正的制造业强国，通过收购品牌或者研发中心的方式，快速进入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去年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不过是一个小高潮的开始。

　　惠州雷士灯具已经在欧洲通过并购当地公司的方式开始了海外的品牌扩展，虽然已经亏损了几千万，但其董事长吴长江说他不怕：“惠州小型灯具企业倒闭的太多了，微利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建立全球品牌。”

　　当渡边纸业正在被反倾销逼得开始它的全球迁徙之旅时，MEAD，中国纸制品反倾销调查的肇始者，美国的百年造纸老字号，在美国宣布了破产。“我们有可能收购MEAD，但是这要慢慢来，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情绪。”张川说。

　　“现在有些中国企业找我们做顾问，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做过不少研究，非常了解市场，甚至已经有了明确的收购目标。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战略目标清晰，就是要一个平台，进入欧洲市场。”瑞士信贷银行商业银行中国区总代表布克曼告诉《中国企业家》，有很多中国制造企业希望通过在欧洲收购公司，利用后者的品牌、销售渠道和研发中心。

　　“中国最聪明的企业，模式是一样的。先模仿生产，从海外购买一些许可和技术，等他们完全了解了，就开始发展并保护自己的技术。从VCD到DVD再到EVD，是最典型的例子。”对那些还没有找到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布克曼认为可以通过收购海外品牌的方式去获得。

　　事实上，对于这些“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国外的期待心情已经表现得相当直接。11月21日，瑞士经济促进署与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和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合办“瑞士资源和投资环境推介会”在广州召开，瑞士经济促进署特命中国事务专员托马斯·霍伦斯坦推荐中国企业投资瑞士已经驾轻就熟。除了收购公司，他认为与海外的研究机构合作也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企业的升级。“不过中国企业还不是很习惯这种做法，或者觉得太过于昂贵，或者对结果太过着急。”霍伦斯坦对记者说。

　　想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着各种新问题，除了对新环境的适应，国内的汇率政策也让他们对投资存有疑虑。“外汇汇率究竟会调成怎样？如果每年升值5%，我做个袜子利润才这么多，不是白做了吗？不如在国内做，等人民币升值了再投海外。”浪莎翁荣弟这样对记者说。